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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存义一言不发，想了想，又拨起了电话：“给我接省局靳维民书记家。”

建安矿的告急电话深夜打到省城时，省局党委书记靳维民正和即将到建安煤矿赴任的新党委书记汤平谈工作。靳维民告诉汤平，他的前任钱书记是累垮在工作岗位上的，希望汤平和刘存义不要再垮下来。靳维民特别提出了一个问题，说是矿上抓生产的干部很苦，天天要下井，出的力不比一线工人们少，可粮食计划只有四十四斤，是不太合理的。靳维民要汤平想法在生产自救这一块里补起来，补足五十七斤。还交待说，这种事只能悄悄做，不能说。

刘存义这才警醒了，想了想，给粮库的田主任打了个电话。

田主任一点好声气也没有，说是调运上有困难，请刘存义再坚持几天。

刘存义急眼了：“田主任，你说得轻松！我怎么坚持？肚皮能坚持吗？建安矿在职矿工五千二百多，加上职工家属就有上万人，每周没有十万斤粮食就没法开张，可我们食堂现在只有不到六万斤粮了，三天以后大家就吃不上饭了。误了全矿生产，这责任谁负？！”

田主任也很不满：“刘矿长，你别冲着我发火，你矿食堂没有粮，我粮库里也没有粮，前一阵子都调出去支援外省了，不知道吗？这叫发扬共产主义风格，咱安徽粮食堆成山，动不动就亩产十几万斤，咱不发扬风格谁发扬？”

刘存义火透了：“亩产十几万斤？这话我早想说了，你就是把地吊到空中六面种，能种出十几万斤么？吹吧，都使劲吹吧！反正吹牛不要报税。”

六叔孙立昆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美好预言没有实现。正因为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艰难的岁月来临了。一九六一年初，孙成蕙已经有了援朝、胜利、跃进三个儿女，双胞胎自然和困难又在肚子里躁动着。国家在极度困难之中，孙成蕙一家也在极度困难之中。想方设法填饱一家人的肚皮，精打细算地凑合一日三餐，成了孙成蕙生活中的重要内容。许多年过去后，孙成蕙仍清楚地记得当时的粮食定量。三个孩子的计划粮是四十一斤；刘存义是矿长，天天下井，计划粮是四十四斤；孙成蕙做生活管理员，计划粮只有二十九斤，加上母亲邹招娣的二十一斤，全家六口人每月的粮食计划总共是一百三十五斤，其中百分之七十是粗粮。每餐分饭，面对着忧心忡忡的母亲和三个眼巴巴看着她的孩子，孙成蕙心里便一阵阵酸楚难忍。

矿区周围的榆树皮全被扒光了，能下肚的野菜全被挖光了，连喂猪的红薯藤都难以觅到了。更严重的是，一九六一年春节过后，矿上的存粮也不多了，孙成蕙验库时发现，粗粮细粮加在一起不足六万斤。这节骨眼上，矿党委钱书记偏又倒下了，新书记又没派过来，身为矿长的刘存义仍是只顾生产，根本没想到这个国营大矿也会面临着严重的粮荒。孙成蕙真是急死了，为这个嗷嗷待哺的家，也为饥饿中的建安煤矿，她怎么也弄不明白国家咋会突然搞到了这一步！

这日，夜已很深了，孩子们和母亲都已入睡了，孙成蕙挺着大肚子在昏暗的灯光下为孩子们补衣服，等着刘存义回家。刘存义回来时，已经快十点了，一进门就从工作服口袋里掏出一只沾着煤灰的白面馍头，递给孙成蕙。

孙成蕙马上生气了，说：“存义，你咋又这样？也想像钱书记一样垮下去？！”

刘存义亲昵地搂住孙成蕙的肩头：“我这不是给你吃的，是给你肚里那个小接班人吃的。”还开玩笑说，“是嫌馍头脏啊？我告诉你，煤灰不脏！”

田主任说：“咋不要报税？这不报上税了！”叹了口气，又说，“刘矿长，和你说实话，你就是杀了我，我一周之内也调不出粮来，我看你们还是先找别的单位借借吧！计划粮少不了你们一两，现在只是在调拨上有些困难……”

刘存义气呼呼地放下了电话。

孙成蕙关切地问：“怎么样？”

刘存义闷闷地道：“粮库里真没粮。”

孙成蕙呆了：“那可怎么办？你这矿长总不能让工人们空着肚子下井吧？”

孙成蕙眼里禁不住蒙上了泪：“存义，你心疼我，我知道，可你也得为咱这个家，为咱矿五千多工人想想，你要真垮下来，我们可怎么办呀！”

刘存义大大咧咧地道：“垮不了，垮不了，存蕙，你不要把问题想得这么严重。”

孙成蕙这才说：“还不严重呀？刘矿长，你知道么？咱食堂的粮食只够吃三天了，我这生活科的管理员马上就当不下去了！你别光顾抓生产，忘了大家的生活。”

刘存义仍是大大咧咧，一边脱衣上床，一边说：“成蕙，这你别怕，咱不是农村的社员，咱工人的粮食计划有国家保障哩，吃完了就会调过来。”

孙成蕙提醒道：“咱这儿比较偏远，万一调得不及时呢？大家吃不吃饭？钱书记住院，新党委书记又没到任，里外都得你负责，你负得了这个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