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一七回 杀伤策（第1 / 5页）

“正是如此，随后几日的报纸，便以这个思路作主题，”李彦翻了翻这几日的邸报，以及通政司里递出来的消息节录。

何况致死者乃一代皇帝。李彦印象中应该立即拿问才是，没想到两人根本没事，光宗刚死之初，崔文升还得了五十两赏银，后来为御史郭如楚弹劾，才改为罚俸一年，众所周知，明代官员的俸禄向来微薄。

旨意上说。李可灼向先帝进药而没有效果。是比较鲁莽。但也是臣子爱君之意。出于好心。因而从轻处罚。暂且罚俸一年。

明代皇帝旨意地拟就有两种。一种是内阁票拟。皇上阅读后交司礼监披红。也就是说具体意见都是内阁给出地。大部分旨意都是这种情况；还有一种是中旨。也就是皇帝直接给内阁地旨意。这种“中旨”。内阁甚至可以选择不执行。属于特殊情况下才有。

刑科给事中魏应嘉便上书说：如果这个旨意是皇上所下。那内阁只是执行；若是内阁票拟。则阁臣有负国家。有负圣恩。

这一次群臣交章弹劾。朝野哗然。得旨：回籍养病。不得轻抵辅臣。

次日壬午，九月初八，工科右给事中惠世扬劾内阁辅方从哲十罪、无君者三，其中有一条便是企图为崔文升脱罪，还有庇护郑贵妃，庇护盗宝的刘逊等人。/wｗw.qВ５.c0M\\

此前，御史郑宗周、郭如楚、冯三元、焦原溥，给事中魏应嘉、太常卿曹、光禄少卿高攀龙、主事吕维祺等先后上书，要求严惩乱用药的崔文升、李可灼，惠世扬的这次弹劾则是进一步的升级，将矛头直接对准辅方从哲。

而从初八日开始，《华夏商报》也刊载了“红丸案”始末，并旗帜鲜明地指出：术业有专攻，治病是医生的事情，崔文升、李可灼之流完全是在赌博，其心可诛；参与其事者本应有更加明确的立场，而未有作为，是有过错。

就此，《华夏商报》以商榷的语调提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向，一是决策的方法和程序，应当严谨，减少随意性与人为因素；二是问责制度应严格而不是严苛，有错应当承担责任，但亦不能因为有错便彻底否定一人、一事。

《华夏商报》在全国的行量已突破万份，除了北直隶由天津驿承送的近五千份以外，山东、河南、山西、南直隶、湖广、福建、广东等省直都有书商代理，或三天或五日，或搭乘舟船，或由驿递送往各处。

由于明代政治地特色。回籍养病是很多被言论攻击地官员选择地退路。这并非意味着有罪或有过错。只是平息争议地一种方法。

在李彦看来。原本很简单地一件事。朝廷中闹腾一阵以后。并没有生大地变化。崔文升闲住。李可灼养病。总让人感觉轻了。

“其实，以医病过错来说，如此处罚，倒也可以，奈何崔、李并非医者，本该严惩，以儆效尤，”李彦与石柱子讨论明日报章上的立场，他这时候倒未考虑政治，而纯粹是从廓清事理的角度来说。

“在其位，谋其政；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换句话来说，术业有专攻，让专业的人来做专业地事，这是崔、李主导光宗最大的恶迹，他们本来没有行医的资格，却妄图侥幸，这不仅是此二人地悲剧，同样也是制度规范的缺失。”

“少爷说得是，朝廷里互相攻击，看上去都说得有理，关键还在于职责不清，而大多数人依然纠缠于用药之过，处罚不当，即便今次处罚，日后或许还会再度生，”石柱子同样摇了摇头，受到李彦的潜移默化，他也越来越倾向于“立万世之法”，并依法行事。

虽然时效性差了些，可相对别的传递渠道，也不会慢太多，特别是与别的报纸相比，《华夏商报》的内容量与质，都要胜出很多，已然成为全国第一大报。

随着行量的增加，《华夏商报》的影响力也在逐渐增强，起码这期报纸一出，先会有一万多读者知道红丸案，知道报纸上提出的那几条建议。

然后通过交流、借阅或抄传翻印。这个数量起码还要乘以十，再有口口相传，还要再乘以十，报纸对大明百姓，尤其是识字的精英与市民阶层，已经拥有相当的影响力。

随着《华夏商报》的报道。一时之间，朝野内外都在热议“红丸案”，刘一上书叙述红丸案始末，认为李可灼是勾结内官献药，方从哲及刘一在内地诸臣都未能阻止，皆是有过错，这也是持平之论。

崔文升用药，让光宗腹泻不止；李可灼用药，让光宗一命呜呼。因为两人都不是医生，这已经构成医疗事故，崔、李二人显然是有过错的。